
元朝享国祚不及百年,其迅速衰亡常被归结为统治残暴、阶级压迫等"人祸"。然而,若深入剖析,便会发现其统治结构深处埋藏着一个几乎无法破解的"死结",这或许比任何单一的政策失误都更具毁灭性。
大德十一年正月,元成宗铁穆耳驾崩,皇太子早夭,帝位悬空。皇后卜鲁罕联合左丞相阿忽台,图谋拥立信仰伊斯兰教的安西王阿难答登基。
彼时,右丞相哈剌哈孙悉收京城百司符印,封锁府库,称病拒不回家,对卜鲁罕的数道旨意一概置之不理,只守在中书省,等待远在漠北的武宗海山兄弟。爱育黎拔力八达抢先在大都发动政变,铲除卜鲁罕与阿难答,海山则率三万大军南下,兄弟二人合力夺得大位。
同年五月,海山在上都即位,是为元武宗,并立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,约定兄终弟及、叔侄相传,史称"武仁授受"。
这个盟约,在权力面前撑不过几年。至大四年(1311年),武宗海山病逝,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为仁宗。仁宗起初颇有作为,延祐元年(1314年)恢复科举,是元朝建立43年后第一次正式开科取士。
然而这场科举,从一开始就写满了不平等。
蒙古人与色目人只考两场,汉人和南人须考三场;答卷字数,蒙古人五百字即可,汉人南人须逾千字;放榜时,蒙古、色目列"右榜",汉人、南人另列"左榜",授官品秩起点亦低一至两级。
乡试名额虽四等人各占75名,然蒙古、色目人口远少于汉人南人,录取比例实则悬殊。元朝后期五十余年,进士总数不过千余人,仅占文职官员总数的4%左右,而中书省丞相"必用蒙古勋臣",枢密院长官终元一代无一汉人南人。
数百万有文化素养的汉人精英,面对的是一堵看得见顶的墙。
仁宗在继承人问题上没能守住盟约。延祐三年(1316年),仁宗立己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,武宗长子和世㻋被封周王,随即被迫迁往云南,途中旧臣谋叛事败,和世㻋出走金山流亡海外。
仁宗死后,硕德八剌即位为英宗,力推汉化改革,却于至治三年(1323年)在"南坡之变"中被蒙古守旧派权臣铁失刺杀于营帐之中。
此后,镇守漠北的晋王也孙帖木儿继位为泰定帝,泰定帝死后,大都与上都分别拥立不同人选,双方大打出手,史称"两都之战"。这场内战持续两月有余,元廷财力几近耗尽,"帑藏空虚,生民凋瘵"。
内耗之下,黄河说泛就泛。至正十一年(1351年),元廷强征十五万民夫治河,民怨已积无处发。白莲教首领韩山童与刘福通预先在河道旁埋下一尊独眼石人,背刻"莫道石人一只眼,此物一出天下反"。石人挖出,消息传遍大河两岸,人心沸腾。
韩山童、刘福通随即在颍州聚众誓师,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,当为中原之主。然而事泄,韩山童被捕遇难,刘福通突围后重举义旗,因头裹红巾,世称红巾军。
十余天内,队伍从数千人暴涨至十余万,攻克颍州、亳州、汝宁府等地,各路义军闻风纷起,郭子兴、徐寿辉相继举事,其中就有后来投奔郭子兴的朱元璋。
至正十五年(1355年),刘福通迎韩山童之子韩林儿至亳州,立为"小明王",建国号"大宋",年号"龙凤",矛头直指大都。红巾军一路北伐,一度逼近距大都百余里处,元廷上下震动。
这把火,烧的不只是黄河两岸的荒野,烧的是一个从建立之初就拒绝让绝大多数人归属其中的政权。
当"恢复中华"的旗帜升起时,那些在"四等人"框架下压抑了几十年的汉人与南人,感受到的不仅是对苛政的愤怒,更是积年的屈辱找到了出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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